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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树梅(1799～l882)，字雪樵、号省斋，今鸡川乡牛坡村人，家境贫穷，从小随父读书耕田。父作麟，为邑庠生，一生耕田教书，对树梅要求甚严，随时随地为其授经解难。树梅在回忆幼年时期的这段耕读生活时说：“幼读无膏火，家君教以香板照读，夜晴则使映月以读。”“春夏耕作之时，南亩西畴，随其所在而教之。或树下，或道旁，秉锄则频顾而言，辍耕则取书以示”。家庭条件的困难和父亲所寄于的殷切期望，使他从小就树立了成才大志。树性聪慧而喜读书，作诗为文，语多惊人。12岁时，在《友传》书背题词：“太公钓于渭水之滨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彼皆然矣，吾何为独不然?”13岁作一春联：“今日鱼龙相杂：他年鸡凤各殊。”乡人称气宇不凡。清嘉庆二十年，树梅16岁入巩昌府学就读。道光四年(1824)，应巩昌府试，选为贡生。十一年以第六名中举。十二年至十五年，三次进京会试，均落第。十七年，任岷州文昌书院山长三载之久。二十一年，第五次会试，中进士。二十二年，任四川省雅安知县。二十四年．任隆昌知县。二十五年任彰明知县。二十七年升资州直隶州知州，后又任宁远知府。每到一地，深入民家，了解疾苦。“临民之官，以不扰民为第一要务”，“勤听断，少科派”，是他的从政格言。
任雅安知县时，他抑富济贫，限制高利盘剥，对那些为富不仁、巧取豪夺的劣绅恶霸严惩不贷。明确规定：“借帐取息至多不过三分。要帐须凭证理索，如有违者定要拘案严办，银钱照例充公，决不宽贷。”在隆昌任职时，见衙役有乘民争讼而巧立名目，进行敲诈勒索之事，即进行追查和处治，并制定规约，发布告示，以堵塞吏目之讹诈。他在查访中，发现有虐待父母的事件，深感悚惧和内疚，认为地方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便在大堂牌示：一月之内不用荤，出入不用炮，行香不用乐，不用伞扇旗锣，不用号挂，以示自罚。并对不仁之子给予劝导或处治。
到资州后，不顾代庖之嫌，稽查税契，削减民众的负担。对于文牍公案，都及时予以清理；有未清者则夜以继日。遇历年积案，必审其案理，查其原委，务求明白透彻而后断。他认为：“当官者一日不勤，下必受其害；今日可了之案推至明日，此中多受之委曲，多花之盘费，书役讼师之乘隙，父母妻儿之忧恐又不知生出多少!”凡衙门一切公务都亲自阅办，从不借手于人或家人书差，以防有奸诈之徒从中作祟。遇民争讼，即进行调解，劝以礼让，并作《劝民语》、《厘正风俗事》，以教育民众。对犯盗者初次加刑，晓以利害，令其改过。主张“善政不如善教”，“不教而诛终是长官之过”。公务之余，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。下乡轻骑简从，所有夫马饭食之需皆由自备，不准向乡约主事人等索取。凡地方积弊，随时劝谕。遇逢集日，亲率僚属集众宣讲，或劝民息讼，或劝民勤俭，宣传吸ya片，赌博之危害，劝戒酗酒打架之恶习，揭露鬼神祸福之虚妄，提倡嫁娶丧葬之节俭，并令四乡知书达理之人经常宣讲，听者多感动。调离隆昌后，绅民爱戴不忘，建德政坊，树德政碑，上书“乐之君子，民之父母”八个大字，以志遗爱。树梅在彰明任职仅两年，就办起义学，亲自撰写碑记，规定办学章程；整饬县学建立考棚；设养济院，收容孤寡老人。彰明大治，民受其惠。及至调离，扶老携幼为其送行者，充塞道路。树梅感动泣下，拈成一绝：“白叟黄童遮道观，争将马首绕团团。深愧抚字无良策，辜负若曹说好官。”彰明、资州为他建立生祠，他深感不安地说：“此等迂闹事敛钱招怨，是损我德，益我过，折我福，造我孽，是魏忠贤我也。”表示了决不允许为他建立生祠的明确态度。他任宁远知府时，遇地震，全城夷为平地，爱子躬玉被压死，他也被压在土中，救出后能忍痛自励以民众疾苦为重，帮助灾民重建家园，并捐银1500两，安置灾民。民众深受感动，称颂他“德入人心，名播人口，真乃牛青天也”。成丰元年(1851)，树梅因父去世回乡。三年，前川督礼部尚书徐泽醇以树梅“朴诚忠厚，办事干练”保奏，咸丰帝令交陕甘总督舒兴阿委用。这年夏被调从军，随营展转至天津、静海一带。四年春，因病回家。咸丰八年，湖北巡抚胡林翼，河南巡抚严谓春先后“以德化民，循良第一”入奏，树梅借病力辞。同治元年，四川总督骆秉章，给事中高延祜联名保奏，升任为四川按察使。就官途中，致书沿途驿站：“自己所有随行夫马，本自无多，脚价盘费均已自备。所过州县，一切无烦供应，即迎送之礼，只在本城，万勿远劳。乞将此意转致前途，以免扰民为幸。”当行至一个叫大木树的地方，见礼仪甚隆，饮食甚丰，深感不安，乃重新作书：“弟素性俭吝，加之胃气不和，惟以开水泡饭为佳。虽有浓味，竟难举著，不枉费!”规定途前各驿站只备两席：上席一桌，半荤半素，小用多品；水席一桌，只用白菜、豆腐等物。树梅任按察使期间，致力于整顿吏治，平反冤狱。他说：“民间词讼，绅衿之家，书役尚不敢大肆其虑，惟乡间农民受害最烈。他们不知衙门规矩．畏差如虎，加之奸胥恶蠹多方恐吓，一经牵连即任意苛索，以致中人之产不过一案官司，每至荡然无余。”认为吏治腐败是民众受害的根源之一。针对这一弊端，他会同下属官员制订《书役规费章程》，明订规约，加以限制，使书役不敢逾额索取，并编成《公门修行录》，发给所属，广为训谕，使吏目有所适从。在审理冤狱的过程中，由于触忤了一些官绅，招来各种攻击，总督骆秉章亦有猜疑，遂请奏内用。同治三年四月，得旨内调，加布政使衔。树梅坦然地说：古人舍己救人者不少，何况小小一官有什么舍不下的呢？便以老病为由力辞不往，欲回故里。但这时秦陇发生hui民起义，关隘不通，便寓居成都。后应四川总督吴棠礼聘，任成都锦江书院山长。4年内，造就人材甚多，深受学者门人尊敬。
他住四川任职期间，还经常关注家乡群众的疾苦。有一年，通渭受灾，群众生活困难，他得知此情后，即寄银200两，吩咐将100两周济庄间贫饿者与亲戚，60两周济堡中避难的贫饿者，40两济其庄邻受雹灾者。由于他能体恤乡民困难，深得家乡父老爱戴。
同治十三年，树梅返回故里，致力于读书立说。虽然年近古稀，但好学如故。著有《省斋全集》12卷、《闻善录》4卷。都有刊本流行。另有《湑叶文存》和《牛氏家言》传世。平生酷爱各种典籍，搜集了大量图书，建有牛氏藏书楼一座。可惜这些图书大部分已散失。残存部分解放后移存于省，县图书馆。
树梅晚年回籍后，彰明县民于数千里外送来寿木一副，他赠银80两，以资酬谢。但不久这些银两被退了回来。树梅感而作书：“窃思自以菲材作令，有何好处于民？且在彰仅二年，离彰已近二十年，何以得此厚报?”“今将原银仍交原差带回，或书院，或养济院，以添一滴之润，其心尚可稍安也。”树梅84岁时卒于家。四川各界送挽联一副云：“巴蜀颂名臣，斯人不负苍生望；关西传道统，夫子堪称汉儒贤。”
任雅安知县时，他抑富济贫，限制高利盘剥，对那些为富不仁、巧取豪夺的劣绅恶霸严惩不贷。明确规定：“借帐取息至多不过三分。要帐须凭证理索，如有违者定要拘案严办，银钱照例充公，决不宽贷。”在隆昌任职时，见衙役有乘民争讼而巧立名目，进行敲诈勒索之事，即进行追查和处治，并制定规约，发布告示，以堵塞吏目之讹诈。他在查访中，发现有虐待父母的事件，深感悚惧和内疚，认为地方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便在大堂牌示：一月之内不用荤，出入不用炮，行香不用乐，不用伞扇旗锣，不用号挂，以示自罚。并对不仁之子给予劝导或处治。
到资州后，不顾代庖之嫌，稽查税契，削减民众的负担。对于文牍公案，都及时予以清理；有未清者则夜以继日。遇历年积案，必审其案理，查其原委，务求明白透彻而后断。他认为：“当官者一日不勤，下必受其害；今日可了之案推至明日，此中多受之委曲，多花之盘费，书役讼师之乘隙，父母妻儿之忧恐又不知生出多少!”凡衙门一切公务都亲自阅办，从不借手于人或家人书差，以防有奸诈之徒从中作祟。遇民争讼，即进行调解，劝以礼让，并作《劝民语》、《厘正风俗事》，以教育民众。对犯盗者初次加刑，晓以利害，令其改过。主张“善政不如善教”，“不教而诛终是长官之过”。公务之余，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。下乡轻骑简从，所有夫马饭食之需皆由自备，不准向乡约主事人等索取。凡地方积弊，随时劝谕。遇逢集日，亲率僚属集众宣讲，或劝民息讼，或劝民勤俭，宣传吸ya片，赌博之危害，劝戒酗酒打架之恶习，揭露鬼神祸福之虚妄，提倡嫁娶丧葬之节俭，并令四乡知书达理之人经常宣讲，听者多感动。调离隆昌后，绅民爱戴不忘，建德政坊，树德政碑，上书“乐之君子，民之父母”八个大字，以志遗爱。树梅在彰明任职仅两年，就办起义学，亲自撰写碑记，规定办学章程；整饬县学建立考棚；设养济院，收容孤寡老人。彰明大治，民受其惠。及至调离，扶老携幼为其送行者，充塞道路。树梅感动泣下，拈成一绝：“白叟黄童遮道观，争将马首绕团团。深愧抚字无良策，辜负若曹说好官。”彰明、资州为他建立生祠，他深感不安地说：“此等迂闹事敛钱招怨，是损我德，益我过，折我福，造我孽，是魏忠贤我也。”表示了决不允许为他建立生祠的明确态度。他任宁远知府时，遇地震，全城夷为平地，爱子躬玉被压死，他也被压在土中，救出后能忍痛自励以民众疾苦为重，帮助灾民重建家园，并捐银1500两，安置灾民。民众深受感动，称颂他“德入人心，名播人口，真乃牛青天也”。成丰元年(1851)，树梅因父去世回乡。三年，前川督礼部尚书徐泽醇以树梅“朴诚忠厚，办事干练”保奏，咸丰帝令交陕甘总督舒兴阿委用。这年夏被调从军，随营展转至天津、静海一带。四年春，因病回家。咸丰八年，湖北巡抚胡林翼，河南巡抚严谓春先后“以德化民，循良第一”入奏，树梅借病力辞。同治元年，四川总督骆秉章，给事中高延祜联名保奏，升任为四川按察使。就官途中，致书沿途驿站：“自己所有随行夫马，本自无多，脚价盘费均已自备。所过州县，一切无烦供应，即迎送之礼，只在本城，万勿远劳。乞将此意转致前途，以免扰民为幸。”当行至一个叫大木树的地方，见礼仪甚隆，饮食甚丰，深感不安，乃重新作书：“弟素性俭吝，加之胃气不和，惟以开水泡饭为佳。虽有浓味，竟难举著，不枉费!”规定途前各驿站只备两席：上席一桌，半荤半素，小用多品；水席一桌，只用白菜、豆腐等物。树梅任按察使期间，致力于整顿吏治，平反冤狱。他说：“民间词讼，绅衿之家，书役尚不敢大肆其虑，惟乡间农民受害最烈。他们不知衙门规矩．畏差如虎，加之奸胥恶蠹多方恐吓，一经牵连即任意苛索，以致中人之产不过一案官司，每至荡然无余。”认为吏治腐败是民众受害的根源之一。针对这一弊端，他会同下属官员制订《书役规费章程》，明订规约，加以限制，使书役不敢逾额索取，并编成《公门修行录》，发给所属，广为训谕，使吏目有所适从。在审理冤狱的过程中，由于触忤了一些官绅，招来各种攻击，总督骆秉章亦有猜疑，遂请奏内用。同治三年四月，得旨内调，加布政使衔。树梅坦然地说：古人舍己救人者不少，何况小小一官有什么舍不下的呢？便以老病为由力辞不往，欲回故里。但这时秦陇发生hui民起义，关隘不通，便寓居成都。后应四川总督吴棠礼聘，任成都锦江书院山长。4年内，造就人材甚多，深受学者门人尊敬。
他住四川任职期间，还经常关注家乡群众的疾苦。有一年，通渭受灾，群众生活困难，他得知此情后，即寄银200两，吩咐将100两周济庄间贫饿者与亲戚，60两周济堡中避难的贫饿者，40两济其庄邻受雹灾者。由于他能体恤乡民困难，深得家乡父老爱戴。
同治十三年，树梅返回故里，致力于读书立说。虽然年近古稀，但好学如故。著有《省斋全集》12卷、《闻善录》4卷。都有刊本流行。另有《湑叶文存》和《牛氏家言》传世。平生酷爱各种典籍，搜集了大量图书，建有牛氏藏书楼一座。可惜这些图书大部分已散失。残存部分解放后移存于省，县图书馆。
树梅晚年回籍后，彰明县民于数千里外送来寿木一副，他赠银80两，以资酬谢。但不久这些银两被退了回来。树梅感而作书：“窃思自以菲材作令，有何好处于民？且在彰仅二年，离彰已近二十年，何以得此厚报?”“今将原银仍交原差带回，或书院，或养济院，以添一滴之润，其心尚可稍安也。”树梅84岁时卒于家。四川各界送挽联一副云：“巴蜀颂名臣，斯人不负苍生望；关西传道统，夫子堪称汉儒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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